“短期旅游”掩人耳目 日本游客中国买器官真相

“一个人类肾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可售出一千到两千美元，而在拉丁美洲的远郊区可以卖到一万美元以上。根据印度志愿健康协会的统计，每年约有2000名印度人出卖自己的肾脏。而在阿拉伯湾的富人，每年有超过1000名患者到印度及其他国家进行肾移植手术，有钱的以色列人会去埃及、土耳其等国，美国人则选择中国、菲律宾和南美。” 在中国，等待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每年都在增长。以肝移植为例，肝移植手术技术目前国内已经非常成熟，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但是，因为肝源紧张，一些大医院每个月也就能做上4、5例手术。

2月9日，国内媒体转载日本共同社的一篇报道，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共同社2月6日报道：从2007年中国禁止向外国人移植器官以来，至少有17名日本人通过旅游方式在广州接受了肾脏、肝脏的移植手术。

报道中称，这17名日本患者年龄在50至65岁间，在中国接受的手术多数为肾脏移植，一部分是肝脏移植。这些日本患者在中国大约停留了20天，并在广州市的医院接受了移植手术。每个患者的移植需要的费用大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这其中包括向医院和医生支付的手术费、行程费用和在中国期间的开销。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长野津志告诉《北京科技报》，据他了解，帮助这些患者联系中国医院进行移植手术的机构是日本大阪一个成立于2005年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支付了这些手术的费用并付费给医生。但该负责人认为，他们没有向提供器官的人付钱，也未收取中介费用，所以不是器官买卖。

长野津志采访了一名曾在中国广州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患者，这名患者目前已经康复。他的手术时间是2007年8月，当时，中国已经在原则上禁止了向外国人移植器官。长野津志在《朝日新闻》2月7日的报道中写到：这名40多岁的患者表示，他向日本当地这个非营利机构支付了1000万日元（现约合70万元左右人民币）用于该机构为他安排手术。为了不让事情暴露，日本患者应中国院方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此外这名患者还记住了给他做手术的中国医生的名字。

长野津志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名中国医生，但这名医生否认了这件事并表示，自从“禁止令”发布后就再没有给外国人做过移植手术。

这名患者回日本后在东京的一家医院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调养。这家医院的高管告诉长野津志，除了这名患者，他们还知道大阪的那家机构又为另外两名日本患者联系了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相关事宜。

日本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日本2008年脑死亡器官捐献者在100万人里仅有0.1人，与西方每100万分之20的比例差距相当大。捐献器官的数量比起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的需求来说远远不足。因此很多机构和个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植旅游”出现了，指的就是外国人以旅游的名义到别国的医疗机构实施人体器官移植。

从1960年吴阶平院士进行第一例人体肾移植以来，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及规模迅速发展，很多外国人就瞅准了中国器官供应量大，手术费用相对较低，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焦点日本》的一名记者大卫·迈克尼尔在2006年就关注到了日本人通过当地中介在海外做器官移植的问题，并对此事以及相关的器官黑市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

大卫·迈克尼尔向《北京科技报》讲述了在中国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人上智一郎的经历。

62岁的上智一郎是一名从事建筑行业的商人，由于肾衰竭，他希望能够通过移植手术得到康复。上智一郎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肾源做手术，然而等待了4年却没有任何结果。上智一郎对迈克尼尔说：“日本每年有100个人等待移植，但能够等到肾源做移植的只有3人。何况我已经上了年纪，即使有肾源，医院也会优先考虑为年轻人做手术。我想可能到死我也等不到器官的捐献者。”绝望之下，上智一郎只好从网络上寻找传言中的买卖肾源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上智一郎惊讶地发现：这件事竟然是那么的简单！通过网络，他与一名在中国的日本器官“经纪人”取得了联系，在双方沟通了仅十天之后，上智一郎就躺在了中国上海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移植了一个肾。这样的速度让他自己也十分的吃惊。

这次手术总的花费为680万日元（约合47万左右人民币），“这对我来说是很小的一笔开支，我可以挣的更多。”上智一郎这样告诉迈克尼尔。

迈克尼尔在采访调查中了解到，像上智一郎这样的病人，在向日本当地的中间人付费后，会被安排到中国一些拥有世界先进医疗条件的医院寻找生存的希望。迈克尼尔向《北京科技报》提供了一个名为“日本器官移植支援协会”的网址，从网站上的介绍来看，该机构在2003年以前就存在了，主要工作就是为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募集资金，并帮助他们到海外就医。他们所列的病人康复记录中，都明确说明了病人曾在海外就医，但没有具体写出病人是在哪个国家进行的手术。

世界卫生组织曾表示，“移植旅游”通常会和非法器官买卖产生关联。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在2009年5月重新审订《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中的条例，以降低海外移植手术的发生率。该《指导原则》中规定，细胞、组织和器官应仅可自由捐献，不得伴有任何金钱支付或其它货币价值的报酬，并且不排除补偿捐献人产生的合理和可证实的费用。购买或提出购买供体移植的细胞、组织或器官，或者由活人或死者近亲出售，都应予禁止。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公示了一批从事“移植旅游”业务的中介网站，目前这些网站大部分都已经打不开，但还有部分网站依旧可以顺利登陆，其大部分集中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

从一篇英国媒体BBC在2007年的报道中，记者注意到一个名为新生（newlife）全球医疗服务的机构。这篇报道中认为，这家机构虽然表面上与非法器官移植无关，但它的网站上某些信息依然显示出它背后可能隐藏的问题，网站这样写着：“如果你仅仅是想从这里寻找政治问题或者和媒体价值，请不要继续看下去。我们的服务与器官捐献无关。”

根据报道中的信息，本报记者很快就在网上找到了这家机构的网站，网站中的内容全部为英文介绍，没有任何的汉语界面，显然它的服务对象并不是中国人。

网站的“机构介绍”中写道：“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医疗顾问及移植合作机构，与全中国医疗机构合作”，“我们提供全部移植服务，包括我们自有的专业医疗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将您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并使您在中国停留期间尽可能舒适。最终使我们的患者和医院治疗合作达到效果，使患者尽快回家，并享受新生的生命。” 在后面的介绍中记者发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6年，总部就设在上海，但没有标明具体地址，其联系电话一部在英国，一部在美国。

关于其器官的来源，该网站的介绍中这样说道，“我们的器官来自非捐献渠道，但不能向患者透露具体来源信息。”

通过网站的联系信息，记者通过邮件和电话都未能与该机构取得联系。经过仔细查找，在网站的问答栏目中找到了更详细信息，介绍中说，患者在中国等待器官的时间只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但绝对不会超过一年。为解释他们为何有足够的器官资源，网站上显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中国当地的患者没有接受移植手术的保险保证，自己又无法负担手术费用，而移植后的抗排异反应的药物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此外，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的人口数量的国家，因此尸体供体是其他国家的很多倍。此外，这里的意外死亡率也比西方国家要多。我们的器官来源都是脑死亡的供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捐赠程序，但需经过医院的严格安排。但我们不能透露捐赠体的死因和任何的个人资料。”

除了新生全球医疗服务的机构提供的信息，其实，只要在网上输入肾源或者肝源，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广告。这些广告大多写着“本人长期与医院合作，高回报收购 A B O型肝源，肾源”，“患者也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找到适合的肝源，肾源”等等。

记者拨打了其中一个广告中留下的手机号码，一名郑州姓赵的人接起了电话。记者以患者朋友的身份询问情况，并说明自己的朋友是一个外国人，这位赵姓男子毫不犹豫地直接问起了病人的情况，记者多次强调要接受移植手术的是外国人，但对方都说没有问题，只要病人身体允许做移植这样的大手术就可以。

当记者问到，能否保证短期内得到肝源，对方十分肯定地回答，“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有几百个人等着捐呢。”记者又问，做手术的是否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对方竟举出不少全国各地的知名医院，并表示“我们是全国联网。”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医生高鹏骥告诉《北京科技报》：“‘移植旅游’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国内患者原本有限的器官资源。在卫生部原则上禁止外国人来中国通过旅游方式进行移植手术之前，我们医院都没有给外国人做移植的情况。我所了解的医疗机构和医生，都是抵制这种行为的。对于这种器官的买卖，我们国家是严厉打击的，不仅仅是医生，所有的人都应该抵制。”

在中国，等待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每年都在增长。高鹏骥表示，以肝移植为例，肝移植手术技术目前国内已经非常成熟，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但是，因为肝源紧张，他所在的医院每个月能做上手术的也就4、5例病人。“很多人还是受到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不希望死后遗体受损。现在，在我们医院挂号等待移植手术的病人大概有20人到30人，而且大部分患者为了及时得到肝源，都会同时在多家医院挂号等待。”

实际上，供体缺乏并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由于供体器官缺乏造成的器官买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器官黑市，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据统计，全世界每年仅肾、心、肝病晚期患者分别有50万人、30万人和20万人，移植器官总需求达到每年100万个，供体器官远远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全世界需要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如果加上那些靠药物/透析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比值将拉大到30∶1 。

世界卫生组织在《指导原则》中写道：“可用器官的短缺，不仅促使很多国家建立程序和体系来提高供给，同时也刺激了人体器官的商业买卖，尤其是与器官接受人无亲属关系得活体捐献器官。”

武警总医院病理科教授纪小龙告诉《北京科技报》：“由于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无法寻找到合适器官，只好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各地的器官黑市，于是‘移植旅游’应运而生，通常这样的方法也能很快的找到来源。这不仅表现在日本人来中国寻找器官，不少中国人也去别的国家寻找来源。”

在迈克尼尔的报道中引用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组调查数据，一个人类肾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可售出一千到两千美元，而在拉丁美洲的远郊区可以卖到一万美元以上。根据印度志愿健康协会的统计，每年约有2000名印度人出卖自己的肾脏。而在阿拉伯湾的富人，每年有超过1000名患者到印度及其他国家进行肾移植手术，有钱的以色列人会去埃及、土耳其等国，美国人则选择中国、菲律宾和南美。

上智一郎的经历让他的家人非常高兴，他的女儿将父亲的经历写在博客里，她表示，她为那些还在等待器官的人们感到悲哀，人们应该知道还有这样一条途径。

既然在“黑市”能够比较容易得到器官，那么政府为何不能打通这一渠道让器官买卖公开化？纪小龙说：“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黑市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无人监管，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例如，活体器官贩卖就令世界胆寒。从非洲获得的活体器官在以色列用于有钱人的移植手术。活体器官的交易价格是肝脏15万美元、肾脏12万美元、心脏6万美元、角膜4万5千美元。

“只有建立了相关的机构，让人们知道怎么捐，找谁捐，建设一个宽敞的正规渠道，从这里能得到来源，自然就不会寻找其它渠道。”纪小龙说：“比如现在我们的血库有统一的捐献渠道和管理，人们知道该去哪儿捐，获取也有通畅的渠道。”

17名日本患者在中国做移植手术的报道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和发言人毛群安多次重申，中国一直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在人体器官移植方面所确定的原则，反对通过旅游的方式到别的国家进行器官移植。针对以上报道，卫生部已经责成相关部门开展调查，违规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北京科技报》，卫生部已责成广东省卫生厅进行调查，但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尚无结果。广东省卫生厅给予记者的回复也是事件还在积极调查中，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据《朝日新闻》的报道，这样的行为也违反了日本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规定，即禁止在日本国内及海外的器官买卖。

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表示，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各个国家都应该遵守国际卫生组织所确立的原则，防止本国的公民出境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只有国家间进行合作、协调，这样才能够杜绝“移植旅游”。

美国是器官移植开展最早和最多的同家，在1984年以前，美国大部分患者也面临着对有限供体的无序竞争，经历了一段无序化管理。

1984年，美国通过了《国家器官移植法》，现在已经逐步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器官移植系统和法律保障体系。根据该法律，美国建立了“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和“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

“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是美国唯一能够与所有器官捐献和移植系统中的专业人员相联系得公开独立的合作组织，负责制定公认的器官回收、分配和运送的政策和程序，还要收集分析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科学数据等等，而“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是根据国家移植法，为前者提供数据支持评估，并对器官分配政策和目前的器官获取和移植状况进行评估，每个器官系统都有专门的科学评估方法，并随时删除不适合移植的受者。作为患者和捐献者都必须通过政府这一途径获得或者捐献器官。

目前，我国还没有供体来源统一的登记体系，高鹏骥告诉《北京科技报》，“我们国家现在还在筹建一个统一的器官捐献登记机构，”高鹏骥说，“目前肝移植已经有一个登记系统，是对手术后的病人及术后效果进行登记，肾脏移植也正在建立当中。我国正在积极地筹备完善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法规。”（马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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