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黄金周与中国式旅游

 每次黄金周长假都会毫无悬念地发生拥堵的情况，但很少有人愿意直面的是——这种拥堵实际上是被媒体舆论夸大了。全国有数万家景区，门庭冷落的不在少数，真正在黄金周期间发生拥堵的、火爆的，实际上也只有是100多家景区，也即最具全国性价值、最具观光价值、最具独特性的旅游景区是拥堵的。把全国最顶尖景区的拥堵放大为全国景区的拥堵，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即使今年首次因为收费公路对小客车免费引发自驾游热潮导致的公路拥堵，也主要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周边地区，北京城区畅通无阻。

 也即是说，在十一黄金周期间的中华大地，既有大量不拥堵的景区和地区，也有大量的民众没有参与拥堵而以其他方式、到其他地区享受自己的长假，黄金周的社会功能凸显无遗。而那种分布严重不平衡的局部“乱象”，却几乎要成为进一步废除十一黄金周的理由。甚嚣尘上的是所谓“落实带薪休假代替黄金周”的充满浪漫主义的叫喊。其实，我们只需要弄清楚，长假对于公众究竟意味着什么？据此取舍、决策，政府和民众就不至于如此纠结。

 1993年，我国开始实施双休日制度，国内旅游特别是短程旅游开始兴起；1999年开始，黄金周登上历史舞台，国内旅游特别是中远程旅游得以长足发展。其间，带薪休假写进了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但对于多数中国公众来说，基本上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即使2007年终于出台了“实施细则”以来，也未有显著改观。

 旅游，是一种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的高层次消费活动，属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中的第四、第五层次。其中，作为满足人类好奇心与求知欲的观光旅游，与中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旅游观、文化观最为契合，具有最为庞大的需求潜力。而观光旅游最具价值、最具吸引力的无疑是中远程旅游，此即所谓“近处没有风景”、“风景在别处”、“风景在远方”。旅游消费的释放，有钱、有闲、有冲动，三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在当今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太大，虽然比例不高，但有钱人的绝对量并不小，具有旅游冲动的潜在旅游者更是不在少数，有闲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而中远程旅游的最大瓶颈就是长假的欠缺。春节长假的主要功能是满足探亲访友，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就成为少有旅游消费需求释放的孔道。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之后，中国公众出行、出游需求的巨大存量和伴随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而生的巨大增量，形成了中国公众出行、出游需求的“堰塞湖”，而十一黄金周井喷正是其作为“堰塞湖”唯一泄洪口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中国人虽然“被集中放假”，却不是“被集中旅游”，因为政府、民俗、道德都没有强迫民众旅游，更没有强迫民众集中旅游。众所周知，理性是基于正常的思维结果的行为，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不仅凭感觉做事情。判断黄金周集中出游是否理性的核心标准有二：一是是否知情；二是是否自愿。“黄金周集中出游”导致景区拥堵这种貌似不理性的现象，其实隐含了一个真相——就是长假供给的短缺和带薪休假落实不到位。2011年国庆，一位带着孩子到北京故宫的外地家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道出了其中的苦衷：没有办法啊，孩子太想看故宫了，孩子的寒暑假我们上班，春节要团聚，一年之中，只有十一黄金周了，再多的人，为了孩子我们也必须来啊。你能保证下一个十一黄金周来一定会比这个十一人少吗？事实证明，他们去年十一去故宫比起今年十一去故宫要明智许多。

 何况，且不说带薪休假在可预见的将来都难以落实，即使落实了，也未必如想象那样完美。现在的黄金周可以称之为“国家黄金周”——也就是国家层面组织实施的黄金周，带薪休假则完全可能催生“个人黄金周”——由于气候、自然条件、从众心理、文化传统的影响，虽然让大众自行其是，实际上却完全可能不谋而合地造成休假的大面积“撞车”，形成一种类似黄金周特征的消费弊端。

 当然，很难说这种扎堆儿旅游消费的旅游方式就是落后的，尽管其中可能包含太多的无奈。中国人非常看重天伦之乐，注重亲情团聚，“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很令人伤感的事情，不少即使享有带薪休假的人，甚至因为家人没有带薪休假而不能同时出游而感觉休假没有了意义。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亲朋好友一起出游带来的精神满足和附加值，大大超出单独出游。对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的追捧，也导致需求的雷同，供求关系的失衡在所难免.。

 旅游学界常常人云亦云“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型”，呼吁提高中国人旅游的档次，指责中国人不会玩。其实，观光旅游与度假旅游，只有功能不同，没有层次之分。即使欧美人都热衷度假，欧美也不乏大量的观光旅游者，中国人也就未必非要热衷度假旅游才叫会玩。观光旅游主要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与追求身心放松的度假旅游完全不同。这种稀缺资源是有限的，将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特别是不得不基于保护与安全的需要，这种旅游产品供给将逐渐减少，而需求却会持续放大。

 由于长假供给的短缺，民众出游需求的“堰塞湖”已经形成，十一黄金周井喷只是一连串的“报警信号”之一。现阶段疏通民众出游需求“堰塞湖”的根本之道是，在进一步切实推进带薪休假制度的基础上，增加2个法定假日到五一，直接恢复五一黄金周；或者增加3个法定假日，通过前挪后借双休日，增设一个黄金周（在中国旅游日前后放假3天增设春夏黄金周或在8月上旬增设避暑黄金周）；或者将春节黄金周延长到10至14天，现有的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可以采取新的放假办法——在节日当天放假一天，原则上不调休，若节日恰逢双休日，则固定在双休日之后的周一（或之前的周五）补假，形成固定、可预期的小连休（或者不再另行补假）。这样就既能保证传统节日可以处于休假状态，又不至于因为频繁的双休日调休严重打乱生活与工作节奏，同时由于三天与两天相比，其功能难以产生质变，因此也不至于影响休假的质量。

 试想，一个北京人如果有带薪年假，他会在十一跑到华山去挤吗？一个石家庄人周末就可以很方便快捷地来到北京，他会选择在十一黄金周去故宫看人头吗？一个叫花子是先吃饱肚子还是先注意营养均衡，是不用所谓专家来指导的，这是用脚趾头都可以得出正确答案的事情。所谓专家可以帮民众思考，但无法代替他们选择——而且专家的选择很难比他们自己更务实。

 然而，带薪休假为什么只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很简单，带薪休假只是《劳动法》规定的有关劳动者的众多权利的一项，甚至是最不重要的一项。从维护《劳动法》的角度，首先是要坚决消除强制劳动、无节制延长劳动时间的现象，保障最低工资，切实提高工资水平，“好钢要用到刀刃上”。面对《劳动法》惨遭践踏的状况，在行政资源和执法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强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的呼声实际是在呼唤“乌托邦”吗？带薪休假制度的切实推行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滥用行政资源和执法资源轻率地强制执行。只有在我们的社会基本消灭了那些严重侵犯公民权利、违反劳动法甚至刑法的普遍现象之后，强制带薪休假才可能真正开始落到实处。

 蔡继明日前对央视表示，“从2008年到现在仅仅四年的时间，带薪休假至少应该落实了40%到50%”。且不论经济学家能否用“至少应该”这样的的措辞信口开河，即使我们假设他的数据是靠谱的，也至少说明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民众没有享受到带薪休假，谁有权剥夺“至少50%以上”尚未享受到带薪休假的中国公民享受黄金周长假的权利？

 既然带薪休假是空话，保障老百姓长假权利的黄金周自然就是次优选择。道理就这么简单。

 根据国际经验，带薪休假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比较理想的休假模式（当然并非这些国家就没有事实上的集中休假现象，比如欧美的圣诞长假和日本的黄金周），这也正是不少专家开出的替代黄金周的“药方”。但以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为首的“废黄派”可能无法回答我的逻辑推论——既然带薪休假是社会各界针对黄金周的弊端众口一词开出的替代“药方”，那么理论上讲，如果带薪休假不能落实或落实不到位，就还需要黄金周；如果带薪休假落实了，黄金周依然拥挤不堪，就说明带薪休假这个“药方”不灵验；如果带薪休假这个“药方”灵验了，消费需求分散释放了，黄金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拥堵了；如果不拥堵了，已经运行了多年、没有增加假日总量、没有再增加社会总成本的黄金周有什么必要取消？又为什么不可以恢复？黄金周和带薪休假并行不悖，集中与分散结合，反倒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对于人类休闲模式的一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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